1.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關係，加上很多事情時間上的匯合，中國因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統一，實行中央集權，政府扶植無數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所以人口密度大，農業的特徵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張各地自給自足，視糧食為生產主業，其他都為末業。
2.西歐資本主義推行的時候，就需要由國家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
3.韋伯說：「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讓人能預為籌算的法制，以及經理上正式的規則。」
4.資本主義除非確實的控制司法權和立法權，使政府盡其功能，支持商業信用，不可能說是已經在某一國家立足
孔孟
1.《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P.18)
2.孔子沒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六十六次，沒有兩個地方的解釋完全相同。但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人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P.18)
3.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一年，卒於公元前四七九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P.20)
4.這時(春秋)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P.20)
5.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定性。但戰事的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盪。(P.20)
6.他(孔子)的閒雅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P.21)
7.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P.21)
8.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際。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所以這時已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P.21)
9.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佔《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P.21~P.22)
10. 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P.22)
11. 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P.22)
秦始皇
1.中
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眾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聖和沈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
面，看輕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遊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P.25~P.26)
2.中國文化發揚於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鋪蓋著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鬆疏，經常有一百尺到三百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衝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於事。(P.26)
3.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各國後嵑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P.26)
4.季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P.27)
5.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卹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併。(P.28)
6.贏政又稱自己的功德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糧食全部流通。這樣才能「賑救黔首，周定四極。」(P.28)
7.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贏政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持著。(P.29)
李悝
1.陵
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
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栗百八十萬石矣。又日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
者，使民勿傷而農益勤。今一夫夾五口，治田百畝，為栗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為栗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
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
與此。──《漢書食貨志》(P.32)
2.李悝視孔子和孟子間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現著中國封建制度業已崩潰，各地域間的諸侯組織全民，發動生產的情形。……這些因素，一經透過歷史，成為中國以後兩千四百年立國的經常狀態。(P.32)
3.李悝的設施，也創造了一種計劃經濟的原始風格。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P.32)
4.《周禮》的現今版本，在公元前後出現時即被斥為偽書。……《周禮》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學者爭論的淵藪。(P.33)
5.我
們今日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觀測，《周禮》確在很多地方表現當時行政的精髓。其實際作者是誰無關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種觀念，卻只用書中一兩句
話，就已解釋得明白。其癥結則是中國的中央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
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如果確實有此種機會，中國的官僚就會按文字行事。可是實際上最理想的辦法，通常也不過將假設的幾何畫案遷就於實地，按情形打折扣，….(P.33~p.34)
6.有如王機和九服，其用幾何圖案作理想的標準，不出「間架性的設計」，這是立法的基點，不是實際考成的尺度。(P.34)
7.原則上王室不直接統制全民，財政收入也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間接交納，層層節制，那土地當然不能買賣，要是土地易主，則根據遺傳的金字塔，如「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的組織，就會整個垮台了。(P.35)
8.公元前六世紀以後，……魯國和鄭國開始「履畝」「作賦」，也就是逾越過去間接管制的辦法，國君開始向全民抽稅。鄭國和晉國又頒布刑法，更是摒棄禮的成規，去普遍管制全民。(P.35)
9.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P.35~P.36)
10. 彭威信作《中國貨幣史》，稱世界上歷史中的貨幣只有兩大系統，一是希臘羅馬以貴金屬作商人整批貿易的工具，一則是中國的賤金屬貨幣，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於民間。（Ｐ.36）
11. 在
公元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是超時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難放棄間架性的設計，以致於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
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
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Ｐ.36）
司馬遷和班固
1.公元前九十年和公元後九十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於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整個漢代的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Ｐ.38～Ｐ.39）
2.俗世觀念中儒家的拘泥，並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門塗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形式，還是後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維持文官集團的緊湊。（Ｐ.41）
文景之治
1.中國因賑災治水及防「虜」的需要，在公元之前完成了統一，在政治上成為一種超時期的早熟。（Ｐ.45）
2.文
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則其施政不出於「開明專制」的典型。我們也知道：在一個廣大的領域之上行專制，必需自命開明。因為它執掌絕對的皇權，除了以
「受天命」和「替人民服務」之外，找不出一個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為的邏輯。其真偽不論，即算它做得最好，頂多亦不過「民享」，而不是「民治」，長期
如此，其權力必定凝固而為官僚政治。（Ｐ.46）
3.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得證據，只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Ｐ.46）
4.這時漢朝同姓子弟的王國，或國除改為郡縣，或被分裂為小王國，其官僚亦由朝廷派遣，一到漢武帝初年，殘存的王國更有名無實，漢朝實際已恢復秦朝全面郡縣的體制。（Ｐ.47）
5.中國官僚制度下，皇帝是一切爭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對付技術問題，也必需予以道德的名義。很多事情其解決方法又要迅速確斷，因此通常殘酷少恩。（Ｐ.47）
漢武帝
1.如果各地參差不齊，又無法扶植他們作不均衡的發展，則全面動員，經常活動，也可以算作一種出路。有人就說他「鷹擊為治」。他自己也對衛青說：「一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謂「將問題外界化」（Ｐ.53）
2.武帝的力量權靠這對內中央集權對外經常征伐支持。（Ｐ.54）
3.因治水與救荒，中國即需組織大帝國對付，武帝本紀內也常有憂水患憂災荒的敘述。而北方綿亙兩千多里的國防線與一十五英寸雨量線吻合。（Ｐ.55）
4.直到康熙帝已新式火炮打敗噶爾丹迫他自殺，才解除了遊牧民族騎兵的優勢，可建歷史並非全是人為，我們兩千兩百年後敘秦皇漢武更無法忽視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Ｐ.55）
從霍光到王莽
1.漢朝皇后平日無實權，也任皇帝棄廢。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為皇太后，收璽綬，對擇嗣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顯。（Ｐ.59）
2.武帝於公元前一一二年將襲侯爵的一0六人革除為平民，宣帝又到處招尋他們的後裔，加以慰問及賞賜，其主旨在收攬人心。武帝的過度中央集權，固然不能繼續，但是中興之帝王沒有加強其組織，先採取消極手段，也只是放棄其控制的力量，況且，宣帝也沒有正心誠意的行仁政。（Ｐ.61）
3.自認以威勢向下壓制，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宣帝）已是既定方針。（Ｐ.62）
4.根據Michael Loewe的研究，西漢皇帝從公元前一七八年到公元前二年因天文及各種陰陽五行的奇異現象發詔書五十七次。（Ｐ.63）
5.王莽縱矯詐，他所處的背景，則是當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西漢的朝廷就產生不了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從他的立場來看，除了篡位之外，也沒有辦法打開出路了。（Ｐ.63）
何以改革者又是書呆子
1.西漢與東漢之交，兩件情值得注：一是政府管制力量的降低，民間氏族大姓的興起。二世官僚機構膨脹。（Ｐ.66）
2.王
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時總是接受民間至大的壓力，也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然則，他也有很多我們在今日視作離奇的作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兜
須用在真人實事上，以一種象徵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注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注重組織的具體聯繫，這些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這也是初期政治早
熟，技術供應不及時的產物。（Ｐ.67）
3.在東漢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陰陽五行淵藪。……陰陽五行的假科學經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為眾所周知的真理。（Ｐ.67）
4.中國思想家最大的負擔，則是他們所揭櫫的知識很難與朝政分離。（Ｐ.68）
5.《隋書》經籍志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後世。」（Ｐ.70）
西漢到東漢
1.東漢有一個邊疆問題，其棘手的程度，為西漢所無，此即青海草原地區的羌人。（Ｐ.72）
2.漢朝一般人的思想，認為生與死沒有絕大的差別。陰冥雖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對死者祭祀供獻，卻用不著洗罪感恩皈依超度。（Ｐ.73）
3.從長期的眼光看來，後漢因襲前代過甚，只能繼續充實一個原始型以小自耕農為基礎作基幹的大帝國，不能替中國打開新局面。（Ｐ.76）
光武中興
1.王莽末年，「寇盜蜂起」由於民變波及到中層社會，才引起全國反叛。（Ｐ.78）
2.（劉秀）用南北軸心作軍事行動的方針，以邊區的新興力量問鼎中原，超過其他軍事集團的戰略。（Ｐ.80）
3.《後漢書》耿弇傳說耿為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孫述傳說成都已降，吳漢仍族滅公孫氏家屬，並縱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紀）也說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吳漢屠成都」。可見得當日作戰時的殘酷，而中興仁義之師尚如此，其他「賊匪叛逆」可想而知。(P.81)
4.公孫述敗後，才由成都傳送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洛陽。(P.82)
5.劉秀並沒有解決當日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經過大流血之後，相次緩和和不僅人口劇降降中層階級也受到打擊，文官集團，有待重建，各種作朝廷裝潢的文物，尚不齊備。(P.82)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
1.東漢十三個皇帝，只有光武帝劉秀和明帝劉莊是成年人踐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襁褓孩提中拉來算數。……洛陽的政局，總是受宦官、女后和外戚的操縱。(P.84)
2.《後漢書》薈
錄了很多當時文件，內中有無數壞人壓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壞人的說法。我們也可以發問：既有壞人為朝中的獨裁者，如何又有這麼多的好人做大官？並且朝中長期
間的鬥爭不出道德的力量與惡勢力的抗衡，為什麼漢亡之後，這種對峙形式不能繼續，而引起了一個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P.84)
3.東漢之提倡學術，很有成效。……可是講授的題材極為窄狹，通常既不出人文，而由專重傳統政治思想。(P.85)
4.民法之不能展開，也是漢代一個深重的弱點。……《後漢書》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後版有引證蔡質（漢儀）一段作註釋，內中提到西漢武帝派遣刺史的詔書，內中首要的任務即是糾察各處「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P.86)
5.公元一六五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為司隸校尉，使很多潛在的衝突尖銳化。(P.88)
6.宦官、女后、外戚和朋黨並不是促成漢朝瓦解的真正原因，他們不過是造成事實的工具。(P.88)
7.漢代的覆亡，則證明一個政治體系，對個人私利觀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個簡單的社會，一到情態繁複，各人口是心非，就無法和衷共濟。(P.89)
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
1.這並不是文人能自尋解放的時代，只是時局動盪，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P.92)
2.整個三國時代，是英雄豪傑風流人物浮沈起伏的期間。因為戰事連亙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於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胸襟懷抱，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P.94)
3.《三國志》裡的曹操，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為譎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P.94)
4.「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實際是曹操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P.95)
5.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魏五三詔令」。此令是曹操於公元二一０年，二一四年和二一七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P.95)
6.現在看來，東漢覆亡之後的三百六十九年蘊釀著一個大問題題牽涉整個國家從頭到尾的重新組織，不僅曹操不可能預見，即作史者如陳壽及裴松之也仍沒有看到演變之全豹。(P.96)
7.西
方的社會學家，樹立了一個「大傳統」與「小傳統」對立的觀念。他們認為一個社會的大傳統，有正規的組織、結構和形式化，但只能適應於高層人物。小傳統則比
較通俗化，適應於大眾。它採取大傳統的精義，融會簡化而有時稍加歪曲之，只要不南轅北轍則可。而且兩者之交流也是相對的，小傳統在長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
信仰和觀點以後也可以被大傳統吸收。(P.97)
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1.我們一般的觀念，晉朝已樹立一種「封建制度」，現在看來，其中一辦事紙上具文。（Ｐ.102）
2.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在公元二二0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只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地產歸併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飢荒，更無法賑濟。……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談不上規復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Ｐ.104）
3.至於「五胡」，則「關中百餘萬，戎狄居半」，已開始於馬援時，即東漢初年。（Ｐ.106）
淝水之戰
1.從各種跡象看來，符堅並沒有在東線與晉人決一死戰的決心，而是統帥了很多雜牌部隊，無法統御，只能以軍事行動，維持他的組織。（Ｐ.108）
2.淝水之戰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Ｐ.109）
3.北人所擅長的騎兵戰術，至此已無法作有效的發揮。南人所長為水軍，不僅兵力以舟楫輸送，能夠爭取戰場的主動，而且將士無行軍之勞，糧食有速達之效。只是這種長處，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戰時，雙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見其端倪。（Ｐ.110）
4.自從東漢覆亡，中國人口因天災與戰爭的影響，長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東的遷移。即魏晉間的戰事，也帶著武裝移民的情調。……如是華北與華中的空隙，勢必由「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線」以外的少數民族填補。……有如上述，則南朝的北伐，與這種由半自然力量發動的移民方向衝突，不易徹底執行。（Ｐ.110）
5.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Ｐ.110）
6.東漢之覆亡，「兼併」佔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征兵納稅，以「戶」為對象。「口」以戶為轉移。兼併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豪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徵兵抽稅，不受豪強干預情形大有出入。……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產即勞動力，兼併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P.112)
7.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定胡漢種族的界限逐漸漠減，巨加大室的力量也被壓制，才能成為事實。(P.113)
北魏拓拔氏
1.李沖將拓跋政權的民政「周禮化」，並將其財政的處理賦予「李悝式」的體制，因之給中國以後幾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長遠的後果。(P.122)
從分裂到統一
1.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為融合各民族的大熔爐。少數民族之逐漸被多數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P.126)
2.有些歷史家每提到中國的重新統一時，總要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偉大。但是傳統思想能夠發生功效則是因為社會組織已經和它接近。(P.127~P.128)
3.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經歸納於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體的單純社會，南方則仍受巨家大室操縱。(P.129)
隋煬帝
1.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P.137)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游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曾機構的水平。(P.137)
貞觀之治
1.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做好皇帝的門面。(P.152)
2.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甚遠。(P.152)
3.人類性情複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相不可捉摸。(P.152)
武則天
1.武則天的父親武士矱隋末從唐高祖發難，曾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門，而非「寒微」。(P.157)
2.通常歷史家以武后之殿試是中國考試之一種里程碑，其實公元六五九年高宗李治「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P.159)
3.三
長制、均田制、租庸調制及府兵制的著眼，都不例外以一種極簡單的數學公式去管制經理成千萬的人口。第二帝國之隋唐，承襲了這體制。他們遇到的最大問題，一
是因為國土擴張，需要將這種原始組織由黃土區域及華北平原，推而用之於地形複雜，土地有所錯亂，物產和交通條件迥異的地區，其行政原則過於簡單，而其企圖
操縱的對象則過於繁複。……其二則是少數民族之酋領與有門第的漢人聯婚，經過北朝各階段，成為一種新型貴族，也有壟斷朝政的趨向。(P.164~P.165)
4.唐朝政治與以前不同之處，則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導組織，除黔中閩南閩中之外，州縣官亦由吏部補授。錢穆提及東漢士人，則說他們道德觀念窄狹，講到唐朝則說「政權之無限制的解放」。(P.167)
5.從各種跡象看來，唐初大規模的組織一種官僚制度，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其癥結則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紀律。環境和事實都企盼一個大獨裁者出現，武則天則適逢其會。(P.168)
6.武曌製造了一個新的官僚集團。她的成功半由於在高宗時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勢，但是也歸功於她實際了解到官僚機構的真正性格。(P.169)
漁陽鼙鼓動地來
1.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並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法精密核算。(P.176)
2.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水道交通既為政府壟斷，幣制也未上軌道，各處發生「錢荒」，私鑄爛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不上。(P.178)
3.中國傳統社會裡的一個技術問題：此即是政治系統的早熟，缺乏結構之縱深與應付事態的靈活，只能從一個低水準的環境內使國家進展到小康。(P.180)
九重城闕煙塵生
1.雖然我們無法確悉當日補給的情形，各項記錄卻沒有一個由中樞作主，統籌支配這十個國防區補給的記載。(P.187)
2.從各種跡象看來，邊防司令官之稱為節度使，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機智和統御經理的能力買馬招兵，屯糧製械。除了少數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貼外，一般以防區自給自足為原則。(P.187)
3.這
當中也產生一個國防組織與文官官僚組織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式：邊防著重實際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區以疆域大、資源活用為有利。司令官以職業
化，長久留任，與當地民情風土融洽才有功效。簡而言之，這是一種需要有組織重點，能夠發揮迅速確實的功效的一種結構。全國官僚機構的組織則先以仁義道德的
立場，造成行政的邏輯，一意保全大體，願意犧牲局部。……所以安史之亂可以看作這兩種體系的衝突所引起的一場變亂。(P.187~P.188)
4.當日的作戰方式是縱榮士兵掠奪奪一更開始始也不可能由高級的意旨結束。(P.188)
5.中國傳統政治，所想控制的過於龐大，引用的原則過於簡單，當中籠罩著很多不盡不實之處，真有人事衝突時無法轉圜，而只有走極端，甚至親屬也成世仇。(P.188)
「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1.很多古籍上的觀念，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P.192)
2.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畫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只能藉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除非聯合抗命，否則只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連橫」的政略和戰略，已對付長安的皇室。(P.192)
3.如果將過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質問唐朝中葉之後是否應當繼續存在，甚至中國在第九世紀是否應當保全統一的局面，不已成例視作當然，對於藩鎮問題必有不同的看法。(P.196)
4.……傳統的統籌辦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與新型財政的重點主義衝突。(P.197)
5.我們從各種跡象看來，河北在九世紀好像已成為農業與畜牧混合的經濟區域。(P.197)
6.歷來中國與北方民族作戰時一個重大的弱點，是戰馬不繼。因為農業倚賴精細耕作，務必人煙稠密，村舍麟比，在此環境內既缺水草草又將牲畜馱載重物物其馬必至駑下。(P.198)
黃巢
1.黃巢佔領長安兩年半，稱大齊皇帝。是他事業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與長安人民的關係，一直沒有弄好，自己則放棄流動性，也無法開疆拓土，以致都城內的供應也漸成問題。(P.203)
2.在公元八五０年以前約四十年，最重要的爭執為「牛李黨」。(P.204)
3.以
現代術語稱之，李德裕可稱「古典型」、「保守派」。他認為對藩鎮不可放鬆，一定要堅持中央的威信，在國防上也要對回紇和吐蕃採取主動，並且排斥新進文官看
不起由科舉出身的進士。牛僧孺可稱「現實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願在內政外交上另生枝節，牛李兩方既無合作與妥協之可能，也影
響到彼此的門生子弟。(P.205)
4.這樣的一個分裂的政府賦予戰局的影響則是所有的軍事長官都覺得安全沒有保障，於是意存觀望，不願有功，但求無過。(P.205)
5.財政與稅收缺乏規律性與統一性，其結果一方面是科歛重，容易激起民變，……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在這財政混淆的局面裡，國計也受限制。(P.207)
五代十國
1.今日我們企圖放寬歷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為道德是真理的最高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餘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P.210)
2.李唐王朝之崩潰，並非由於社會之退化，而是由於社會之進化。(P.211)五代十國期間，這由太原與開封間造成一項敵對之軸心的情勢未曾間斷。(P.212)
3.樞密使原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軍的時代設置。五代樞密使則顯然的成為一個直接報告於皇帝的軍政部長，不受宰相的統御。與之相對的則是三司使。「三司使」為鹽鐵、戶部和度支。(P.215~P.216)
4.在唐宋之間，不能沒有這樣的一個重過渡時期，將軍事與財政的管理權放在地方政府頭上，使一切更趨緊湊和實際，然後再集中歸併。否則就不能構成北宋這樣一個帶競爭性的體制去和北方少數民族用騎兵為骨幹有農業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P.216)
宋太祖趙匡胤
1.各朝代創業之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只有趙匡胤事職業軍人。(P.220)
2.趙匡胤不以抽象的觀念籠罩事務。他做聖賢之君的觀念，能拿出來對真人真事發揮，再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說實話的一位。(P.220)
3.(陳橋兵變)在中國歷史中也創立了一種不經流血而誕生一個主要的朝代的奇蹟。(P.223)
4.在他不自覺之中，完成了一項「大歷史」的任務：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其，中國南方的多數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有了一段長時間大規模的鬥爭，雙方都要作長遠的準備。(P.223)
5.他之沒有採用徵兵制，尤為各朝所僅見。(P.224)
6.宋朝號稱中央集權。趙匡胤的做法首重軍事與財政。……北宋政府也因襲五代體制，以樞密院主軍事，三司管財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裡最緊要的官署。又以文人知州軍事，並且打破了唐末以來地方首長派遣縣級官的習慣，重新整個的任命州縣官，因之又要著重選舉，是以宋朝的考試制度，採取三年循環制，已確實正規化。(P.225)
7.以中央集權代替地方分權，由重新歸返到官僚的體制，截斷了治理者與被治理者間在各地區中一種自然的聯繫，並且各處數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術上更不容易掌握。(P.227)
澶淵之盟
1.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衝突。(P.231)
2.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P.232)
3.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P.232)
4.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著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P.238)
王安石變法
1.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P.243)
2.王安石新法失敗的後果，超過過去一般讀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後明太祖朱元璋放棄第二帝國開放性的財政設施，而採取一種保守性和收歛性的體制，與他個人對王安石的反感有關。這種反感見諸文字。(P.247)
3.中國的官僚主義，是亞洲大陸主體的產物。其政治體系要管束億萬農民，又要對付森林地帶和草原地帶的少數民族，就只能注重數量無法提高效率，不容亦改變而成為一種輕而駕巧帶商業性的組織。(P.247)
靖康恥
1.歷史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事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著重猜測並未發生的事情。(P.250)
2.傳統中國學人之治史，則先以道德觀念阻塞技術上的檢討。(P.254)
3.以一種小自耕農為主體的政治組織，缺乏適應性去掌握一種多元的而經常成長改變的城市經濟。(P.257)
賈似道買公田
1.傳統政治裡的貶官逐放，常埋伏著獄禁之中暗殺的動機。(P.261)
2.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P.261)
3.馬可孛羅的敘述，有煽動性，一般讀者懷疑他的浮誇。可是最近法國學者Jacques Gernet 將他的回憶和同時的中國文獻如《都城紀勝》、《夢梁錄》和《武林舊事》比較，又發發覺其中很多細節可可以彼此印證(P.262)
4.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著重於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的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型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P.263)
5.有
了北宋與南宋兩重經驗，我們就知道當一個農業國家的行政系統發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發揮其所轄的經濟方面最前進部門之功效的時候，只有改用商業管制的
辦法，才有出路。此時政府的功能漸趨繁複，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經費也必須擴充。因其超過舊式農業的範疇，也不能用現有的稅收對付，又只好發行公
債，因之則引起代議政治司法獨立和其他跟隨著一串的組織與運動。(P.266)
6.徵之先進國家的成例，這種發展必待市民經濟成熟，其組織結構能產生領導力量，成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P.266)
道學家
1.一
般講來中國都市物質文化在宋朝時達到突飛猛進的最高潮，茲後就再沒有表現出這種傑出的姿態。在科技方面講，中國的拱橋橋建築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艙壁以造成
不透水的船艙、航海之用指南針、踏水輪之船艦、火藥、三弓床弩、占儀、水鐘、和深度鑽地的技術，而極可能的煉鋼爐及水力紡織機都已出現於宋代。(P.270)
2.理學以儒為表，以釋道為裡，在正心誠意之間加上了一段神祕的色彩。(P.272)
3.十
二世紀至十三世紀之交，中國面臨著一段艱苦的局面：一個龐大而沒有特長的官僚機構，無從掌握一個日趨繁複而多變動的社會，在全面動員長期預算膨脹下，南宋
已經險象環生。而已財政上之紊亂為尤著。朱熹指出這些弱點非不真切。同時他做地方官的記錄，也證明環境需要他破除成規，以便對專門問題，找到合適的解決。
他不強調這些技術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學半哲學的領域裡做文章，因此產生很多不良的影響。(P.273~P.274)
4.周程朱張的學術思想，長於紀律，短於創造性。因其目的則是韓愈所提倡的「衛
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勢。張載所說「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經表示其保守性格，程頤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蕪，聖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採取主動。所以
他們雖構成思想上的一大羅網，其中卻缺乏新門徑和新線索，可以供人發揚。朱熹集諸家之大成，他將人欲構成與天理相對的一個負因素，最值得注意。(P.277)
5.我們不能認為周程朱張應對宋朝的覆亡負責，他們的思想狹義的強調君子與小人之分，抹殺個人的私利觀，卻替以後專制皇權加強統治的基礎，其影響所及，達幾百年。今日中國之民法未盡展開，仍有以道德觀念代替法律觀念的趨向，也不能與宋儒無關。(P.278)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1.在
很多地方，元朝表現其雙重性格。一方面它也能繼續引用現有技術上的長處，維持造船業，提倡海運，促進國際貿易，修築經過山東高地的運河，使用火器，以互相
交換的方式利用中國和波斯的工程師去設計砲弩，以繹馬傳遞消息，加強東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賈魯講求水利、測驗日食、改訂新曆，一方面已開始顯示其保
守性，有如開始第三帝國的重農政策，禁止蒙古人航海經商，在華北組織管理人民之「社」，將人民區分為「軍戶」與「民戶」，注重職業之遺傳，提倡道學，文官考試時以「朱註」為主，如此都為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礎。(P.286)
忽必烈留下的傳統
1.金與南宋之覆滅，也都與它們的財政破產有關。所以忽必烈始終沒有接收過一套有系統和有成效的財政稅收組織。(P.293)
2.由於當日無法產生一個確切覈實的會計制度，所以「寬仁」則一切馬虎，「務實」則下端的殘虐無法遏止，很難能說得是個人的錯誤。(P.295)
3.在現代社會出現之前，很難有一個陸上強國也可以同時成為一個海上霸王。其動員既如是的耗費，而人民也要被強迫在他們生活領域不能習慣的方向進展，所以很難能持久。(P.298)
4.歷史上找不出一個同時管理草原文化與中國精密耕作而產生的文化之共通體制，因之忽必烈到處妥協，他留下的傳統也沒有真實的力量。(P.299)
元順帝
1.我們不以為每一朝歷史盡是他朝之殷鑒。……而且失敗也不一定是由於錯誤，有時某種人文因素在某種環境之下註定的無法順利的展開。(P.302)
2.蒙古人傾向實際，不耐心於中國傳統政治的道德觀念和抽象原則。殊不知官僚政治雖有無數矯揉偽飾的地方，其提倡對自身的約束和對人的揖讓卻並不是全部做作。(P.309)
3.一般來說，蒙古人不能體會到這種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種行政的工具；語言上的隔閡，無疑的有決定性的影響。(P.309~P.310)
4.中興需要一番掙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透過社會的中層才能透入到基層機構的民間裡去，這時候不是朝廷的一紙通令可以達到目的的，也不是權靠均是行動所能生效，民間對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P.310)
5.順帝朝覆亡的近因，由於財政破產，政府所發的紙幣貶值，災荒時無法適時救濟。(P.310)
卷尾瑣語
1.歷史的進展呈螺線式，愈至後端積累的份量愈重，內容也更複雜。(P.314)
2.蔣介石及國民黨因抗戰而替中國造成一種高層機構，毛澤東及中共因土地改革而造成一種新的低層機構，現今政權之主要任務則在藉著經濟改革重定上下之間法制性之聯繫，促成中國全面進入以數目字管理之方式。(P.314)
3.當今最重要的工作，即是使財政與稅收商業化，因此必使民間經濟也構成類似的組織，做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凡此只能從加強信用，固定私人財產權著手。(P.315)
4.
附錄 生活煎熬出來的歷史觀──專訪黃仁宇教授 王志誠
1.他自述此一史觀即是：作者及讀者，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蹟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也不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將當日社會輪廓，儘量勾畫，才不至於因材料參差，造成偏激的印象。(P.318)中國自古以來，在軍事上一直是數量重於質量，劣勢戰勝優勢，文化程度愈低，其數目字愈能一致，動員就愈簡單。國民黨敗給共產黨，其基本因素就在這裡。(P.321)
2.黃仁宇再三強調，以往的史觀往往侷限於上層結構的觀點，評比政策、臧匹人物，卻從未深入下層社會來對證歷史現象，這種偏頗的史觀，於是產生了許多歷史的盲點。(P.321~P.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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